在累西腓一場滂沱大雨中,世界杯G組最後一輪較量,德國隊以1∶0戰勝美國隊。賽後,德國隊主教練勒夫迎向美國隊主教練克林斯曼,第一句話就問:“美國是否可以出線?”其關切之情讓在場記者頗為感動——由於同組另外一場比賽葡萄牙隊僅以2∶1擊敗加納隊,德國隊和美國隊得以攜手出線。
  “今天,我們兩隊的表現都很出色,儘管我們輸了球,但我對結果非常滿意,德國隊是非常強大的對手,他們的表現值得尊敬,進入16強只是他們的開始。”克林斯曼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說,“這場比賽我要求隊員儘力進攻,我們努力奔跑,試圖尋找得分機會,但德國隊防守非常嚴密,我們沒辦法進球。”
  無論如何,德國隊與美國隊的表現消除了人們在賽前對他們“打平攜手出線”的默契球猜測,但美國足球與德國足球的交集,其實不止克林斯曼此前曾是德國隊主力前鋒這一事實——一向主張“兼收並蓄”的美國人,最近兩年從德國足球身上挖來的“角”,才是他們能夠擠掉葡萄牙隊和加納隊兩大強敵,實現出線目標的“秘密武器”。
  德國“援外”促進歐美共榮
  擁有美國和德國雙重國籍的瓊斯(父親美國人,母親德國人),是國際足聯2009年更改國籍規則之後,第一個利用規則改換國籍參賽的國際球員——為順應國際“全球化”趨勢,國際足聯那一年放寬此前“21歲之前”的限制,規定擁有雙重國籍的球員即使已經參加過青少年國家隊的比賽,或者國際A級友誼賽,只要沒有參加過國際A級正式比賽,就可以在任何年齡更改國籍,進而代表其他國家隊參賽——多次代表德國隊在友誼賽中出場卻最終無緣2008年歐洲杯陣容的瓊斯轉投美國足協,在美國隊里,瓊斯成為克林斯曼極為器重的核心球員,而瓊斯這種改換門庭實現自我價值的範例,也為後來人指明瞭一條更加廣闊的出路。
  20天前剛剛過完19歲生日的格林,曾是本賽季歐冠聯賽有過替補登場經歷的拜仁慕尼黑新星、瓜迪奧拉的重點培養對象和德國U19青年隊的主力,本屆巴西世界杯卻在克林斯曼手下為美國隊效力——今年4月,格林宣佈放棄加入德國國家隊的機會,轉為美國隊效力(克林斯曼的大力邀請是促使格林作出決定的重要因素)。儘管3場小組賽中格林還未獲得出場機會,但這位新星毫不懷疑自己在美國隊的前景會像瓊斯一樣穩定,“我的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德國人,我們討論了很久,才艱難作出決定,但我想,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格林在解釋自己的選擇時說。
  德國足協青訓主管、原德國國家隊主力後衛薩默爾,看到德國青訓培養出來的人才紛紛改換門庭為他國效力時,心中自然充滿苦澀滋味。本賽季在漢堡隊表現極為出色的天才察爾漢奧盧入選了土耳其國家隊;2011年世少賽幫助德國U17國家隊拿到銅牌的那批少年,也有多人受到土耳其足協的邀請(此U17德國隊多達8人為土耳其後裔)。為此,薩默爾多次向德國足協建議重視“移民球員外流”的暗流。
  開放萌芽始於灰暗階段
  正因為德國足球在最近10年已成為重用“移民球員”的最大受益者,薩默爾才會對瓊斯和格林這樣的出走心有不甘——事實上,德國人認為“移民球員”的說法並不嚴謹,用“歸僑球員”形容更為妥帖,“這些擁有移民背景的球員是德國足球的寶貴財富,但他們絕非雇佣軍,他們是在德國足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球員。”德國足協主席茨旺齊格在談到近年來德國足球發生的顯著變化時說。
  對混血兒赫迪拉(突尼斯籍後裔)、博阿滕(加納籍後裔)以及因傷未能入選本屆世界杯陣容的前鋒戈麥斯(西班牙籍後裔)而言,德國原本就是他們的祖國之一,而克洛澤和波多爾斯基兩位“波蘭裔移民”,嚴格意義上只是二戰後留居波蘭的日耳曼人和擁有德國國籍的斯拉夫人——1989年11月柏林牆被推倒,兩德實現統一,德國修改國籍法,波多爾斯基和克洛澤這樣的家庭得以重返德國定居。
  與以外國人身份入籍的“移民球員”不同,這些“歸僑”球員在青訓時代就開始接受系統的德國足球教育,例如波多爾斯基出身科隆青訓營,博阿滕也是科隆青訓出品——唯一缺乏德國青訓標簽的是克洛澤,但他與德國足球的高度融合,卻完全彌補了這一短板。
  36歲的克洛澤在本屆世界杯德國隊與加納隊一戰中替補出場,他的進球在幫助球隊以2∶2戰平加納隊的同時,也成就了自己追平羅納爾多世界杯進球紀錄的輝煌,“我8歲來到德國,但和妻子說話還是會用波蘭語”,在談到如何開始自己的德國國家隊生涯時,克洛澤曾說,“歐洲杯(2012年歐洲杯波蘭和烏克蘭聯合主辦)我聽到波蘭球迷的噓聲,這對我而言是一種傷害,我知道雙方球迷都希望我能代表他們的國家比賽,波蘭足協也曾經找我,但我在德國度過了我的大部分童年,我還是希望能為德國隊踢球,這是很正常的事”。
  厄齊爾也有類似的遭遇——他的父母都是土耳其人,但厄齊爾在德國出生和成長——2010年年底,歐洲杯預選賽德國隊遇上土耳其隊,數萬名客居德國的土耳其人把柏林大球場變成客隊的主場,厄齊爾每次觸球都引來全場巨大的噓聲,“我代表德國隊踢球,是因為我的家在這裡,我生活在這裡,而且我希望和我在青年隊的伙伴們有更多的時間相處。”厄齊爾的回答極為中肯,但土耳其球迷並不買賬。
  歸僑球員開闢黃金時代
  為給克洛澤這樣身份複雜的球員創造寬鬆環境,德國足協甚至允許非德裔球員在比賽開始前可以不唱德國國歌,以保護他們對原籍國家的尊重——這種寬容得益於德國政府對於自身移民國家的特征愈發重視,2005年的《新移民法》和2007年的“融入計劃”,都讓德國足球受益匪淺。
  相對於前輩克洛澤和中生代厄齊爾,今年夏天勒夫帶到巴西世界杯的阿爾巴尼亞裔後衛穆斯塔菲,則是德國新一代“歸僑球員”的代表——小組賽前兩場,穆斯塔菲均替補出場,對加納隊第二輪小組賽,穆斯塔菲甚至打滿整個下半場。這位在德國出生,在羅滕堡足球青訓學院完成啟蒙,在意甲桑普多利亞隊日益成熟的後衛球員,如今已經被勒夫視為今後10年德國隊後防的中堅。
  穆斯塔菲這樣的新生力量,是德國足球強大生命力得以延續的強大基礎——從1998年法國世界杯以0∶3被克羅地亞隊碾壓,再到2000年和2004年連續兩屆歐洲杯在小組賽階段慘遭淘汰(其間德國戰車在2002年韓日世界杯打入決賽的剎那輝煌, 只是所謂鐵血足球統治的迴光返照),主教練沃勒爾麾下的卡恩、諾沃特尼、齊格、施耐德、傑里梅斯和哈曼等一批標記著一個時代的德國球員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德國足球也經歷了所謂的“黑暗10年”。但正是在沃勒爾時代,德國足球已經開始孕育多元化的開化萌芽——克洛澤、庫蘭伊、波多爾斯基等“歸僑”後裔,逐漸在德國國家隊中占據主力位置,而非德意志民族的外來血統球員的補充與強大,讓德國足球就此登上一個完全不同於傳統方式的階梯。
  本報聖保羅6月27日電  (原標題:新鮮血液助鐵騎軍團煥發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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